《索罗斯与泰国金融危机》

                                              --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

第十六章　索罗斯的心声

    名声意味着不断地彼人认出，意味着不断地按到从传媒打夹的电话，意味着个人欢乐的
终结。名声同时还意味着一个人投资生涯的死亡。

第一节　媒体观念

    在从事商业活动早期，乔治·索罗斯认为出名并不是什么好事情，甚至可能会毁掉他。
名声意味着不断地被人认出，意味着不断地接到从传媒打来的电话，意味着个人欢乐的终
结。名声同时还意味着一个人投资生涯的死亡。

    因此在华尔街，他避免抛头露面，也就无足为怪了。

    按照纽约《格兰特利润率观察家》杂志主编詹姆士·格兰特的话说，索罗斯并不是独自
生活在阴影里，华尔街地区的大多数人也如此。在华尔街流行的观点是“像蘑菇一样，或许
财产只适于在黑暗中。华尔街的人们并不想有一天在《纽约时报》上去说明他们怎么样去赚
钱。他们也不想让世人知迈自己有多少钱，因为他们知道：“说不定哪一天，随着政治风向
的改变，尊敬就会变成嫉妒，人们会对你一天到晚不停地查问。”

    在早期，避开传媒也很容易。报道商业活动和商界人物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没有多大的
吸引力。这些商界人物在董事会的会议室里可能是手段高明的事业家，在华尔街可能是巨
头，但是，传媒却认为他们缺乏鲜明个性、没有吸引力，缺乏争论性和引不起读者的兴趣。
直到1984年，颇具争论性的汽车大亨李·文柯卡的自传出版，使大多数读者对他的商业生
涯有了大致了解，商界人物第一次成为人们感兴趣的一族。在艾柯卡的书出版之后接踵而来
的是，传媒对商务活动及其领导人的密切关注。

    在70年代和80年代，索罗斯似乎对新闻界的宣传不感兴趣。新闻界在很大程度上也忽
视了他。偶尔有一次，在1975年，《华尔街日报》登载了一篇报道，在头版简要地介绍了
他的生涯。然而，这样一个让他自我表现，树立公众形象表现自己的机会，索罗斯还羞羞答
答地加以推辞。70年代未80年代初，他曾受电视台之邀参加了一系列公开讨论会，进行股
票分析。除了几个固定场合外。索罗斯不肯再吐露出更多的信息。

    对于索罗斯的朋友来说，围绕投资者的这种沉默不是来自索罗斯，而是来自华尔街。有
人认为，正是投资集团出于对他的辉煌成就的嫉妒，他们极少向记者们提及他，因此，据他
的朋友们说，商业传媒对索罗斯几乎一无所知。这种状态的缺陷在于：当索罗斯真正受到传
媒关注时，舆论完全是倾向于他的。

    虽然以前出现过有关索罗斯的文章，但是，只是在1981年6月，当索罗斯成为《公共
机构投资者》杂志的封面人物时，他才受到了公众的广泛注意。

    在杂志中介绍他的文章充满了夸大其词的话语和哗众取宠的措词，称索罗斯是“世界上
最伟大的证券经营者”。这句话在人们心目中投下了一目光环。在读者的印象中，索罗斯是
一个难解之谜。“不管是他的个性，还是他的个人成就，索罗斯带给人们的都是神秘。除了
他偶尔出席电台的公开讨论外，在华尔街或者在证券金融界，一般人很少知道这位隐居的公
司经理，更别说有多少人知道他的经历。”

    “他的经历更增添了一份神秘感，这就在于：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索罗斯在什么地方投
资，或者从事一项投资活动他会持续多久。作为海外投资公司的经理，证券与汇兑委员会不
要求去登记注册。他避免同华尔街的行家们接触。那些在商业活动中认识他的人都承认：他
们从来没有和这个人十分密切地交往过。至于声誉，普遍认为他对此毫不在乎，他生活得很
愉快。

    毫无疑问，《公共机构投资者》的报道是具有积极作用的，但随后发生的事情却让索罗
斯怀疑，受到新闻界的关注是否值得。这篇报道之后的接连数月，索罗斯遭受了巨大的痛
苦，这是他商业生涯中唯一亏损的一年。1982年，在雇用詹姆士·马奎之前。索罗斯很清
楚地向他讲述了他“走出证券市场”的整个经历，那时心里不是滋味。

    “对于乔治来说，这（新闻界的宣传之后紧接是证券市场的逆转）几乎是有因果联系
的，”马龟兹说，“乔治相信对自己报道的危险，他也懂得这可能使一个人坐在以前的荣誉
上观望，而不是参与。他认为他已经分享了……他所知道的和怎样通过新闻媒介与其他人投
资，并注意他能从中得到的东西。不仅仅这些。在这个过程中，他失去了一些长期投资者和
朋友，因此，他进入了一个非常秘密的阶段。

    1983年和1984年，作为索罗斯的得力助手，马龟兹经历了这个“秘密阶段。

    在那段时间，新闻记者经常打电话到量子基金会，想了解公司的运作情况，或者索罗斯
和马龟兹对某一消息如何影响华尔街的看法。在马龟兹加入基金会时，索罗斯明确告诉他不
要和新闻界接触。“我和新闻界的最后一次联系，是在1983年元旦，我去和乔治·索罗斯
工作的那一天，”马龟兹说。

    马龟兹是一个友善的人，尽管索罗斯这样告诫他，他还是喜欢和记者们交谈，接他们的
电话。在马龟兹看来，在公众面前有一定的影响力是很重要的。他明确地告诉新闻记者，对
他的讲话的报道只能在隐蔽的位置。“我对记者们说：‘我告诉你们我知道的事情，或者我
认为我知道的东西，但决不是要为它们找到归属。’”他和量子基金会都不能被引用，这是
他的规定。

    索罗斯或许感觉到了马龟兹同记者们的谈话，但是，他从来不过问。此事有时候，马龟
兹确信索罗斯知道他是某一信息的来源。“他经常以某种方式告知我，我是某种事情的后
台，他会说：‘哎呀，这篇文章听起来好像就是你写的。’当某一天，我从他那里接受了什
么东西，接下来，可能就会出现在了报刊杂志上。”

    1984年，阿兰·拉裴尔进入索罗斯基金会时，他也被告知，不要和新闻界交往，他遵
守了这一纪律。“我们索罗斯基金会被认为是秘密性的，我觉得这样很好。通常，我们采取
的策略是恰到好处的。只有到最后，你才能让别人知道你在做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人们会抢先起跑。如果你经营一个全球性的公司，那么，你不希望人们很轻而易
举地追上你。如果人们知道你在做什么，你想购买什么东西，他们就会先于你去购买，这只
会弄糟你的计划。”

    索罗斯的客户都在国外．而且都是些“很秘密的”，客户按照拉裴尔的说法，“他们都
不愿意在报刊上看到自己的名字。”

    因此，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索罗斯的新闻政策就是排斥，他没有代言人，也不搞新
闻发布会。“我们需要的，是安安静静地来，安安静静地去。’“拉裴尔说。

    1987年9月，索罗斯接受《幸福》杂志的采访，这次采访是唯一的一次例外．但却造
成了严重后果。杂志封面标题为“股价太高了吗？索罗斯预言美国股市将不能出现逆转，日
本市场也同样如此。此后不久，华尔街股市暴跌。

    “这正像你们在《体育画报》封面的出现一样，”拉裴尔说，“你们队喜欢赢得世界
杯，然后迅速地消失。我们稍稍开个玩笑：在杂志封面上露露脸，却造成了不好的后果。”